他，60岁生日的时候把全部“身家”捐给慈善

　　3月17日，香港地产界名人施永青与太太在中原地产公司总部郑重签下股份捐赠契，把名下中原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中原(中国)物业有限公司和中原集团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份一并捐给“施永青慈善基金”，用来发展内地农村的扶贫、教育、医疗事业，而这天刚好是他60岁生日。“我并非特别挑日子，只是刚好选在这天而已，”4月的一天，施永青在办公室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时轻描淡写地道。就在当天中午，他与前来申请捐助款的一个甘肃慈善组织负责人午膳长谈，他办公室的桌面上也堆满要求款项资助的申请信，他也乐此不疲地亲自处理这些事情。

　　中原地产今年迎来30周年庆贺，施永青选择在此之际捐出自己在公司的股份，他说因为“我感觉到公司会比我长寿，公司发展也很健康，我这个基金会可以获得长远而稳定的收入来源”。正如他在一篇题为《无处投资可做善事》博客上写道，若是单为一己的需要而工作，很快会变得超乎个人所需，这只会令自己失去奋斗的动力，潜在的才能没有机会充分发挥。如果一个人能把自己的思维，从“为己”的圈子里跳出来，上升到“为众”的层面，他将会发现，他的才能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个世界有很多地方都需要他，他的生活当可比今天更为满足。这段话可能就是施永青的“夫子自道”吧。(记者李凤荷)

　　对话

　　捐出的是未来收益

　　记者：你以前曾经在一个电视节目上说会“捐身家”，现在终于落实了。

　　施永青：我其实不是捐身家，而是把名下中原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中原(中国)物业有限公司和中原集团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份一并捐给“施永青慈善基金”，捐赠的是这些股份的未来收益。我现在积累的钱财已经远远超过我生活所需，生活也很简单，也没有想过改变这种生活方式，不需要私人飞机、大如驱逐舰的游艇或是瑞士湖边的别墅，因此我决定把未来的收益捐出来。

　　另外一个原因是我看到中原的寿命会比我长，发展也很健康，所以决定把股份捐赠出来。若一个公司朝不保夕，这些股份对于基金会来说可能是包袱，那么捐出来也没有意义。我也有另外一个私人公司，免费日报AM730，这次我并没有把公司股份捐赠出来。这张日报才成立两年多，刚刚实现收支平衡，还没有赚到钱，股份捐出来也没什么用。

　　现在捐了股份出来，我反而更加关注中原的发展。我跟同事说，你们可要帮我赚钱啊，以后慈善基金会就指望你们了。

　　记者：股份捐给同名基金会，有人觉得这不是真捐赠。

　　施永青：香港政府规定，私人对慈善团体的捐款可以享受免税，但为了监督有人借捐款来逃税避税，慈善团体必须聘请公营的核数师来审查账目。我的基金会也会遵守这些法律规定。

　　记者：4月初，碧桂园集团创始人杨国强向香港大学捐赠500万港元。在跟记者闲聊时，他表示，以前10多年他一直匿名捐助不少学生，到现在发现不具名捐赠会惹来“为富不仁”的批评，因此慈善事业要“台面化”(意即广而告之)。您这次捐赠股份，是不是也觉得做慈善事业要高调行事？

　　施永青：我觉得对于富人或公司来说，只要他们奉公守法、依法纳税，已经履行了其社会责任。富人的财富，他/她本人有权处置，无论是留给后代还是自己花费，不适宜向富人强加所谓的“社会责任”义务。社会责任是一个虚的概念，到底捐多少算履行社会责任？这个人捐全部财产，那个人至少要7成？我觉得社会不能够“逼”富人行善，可行的方法是透过立法，征收遗产税。

　　名人档案

　　施永青，香港中原地产创始人之一，现任中原集团主席，统领中国内地、香港、澳门三地分公司一千余间，员工两万多名。

　　施永青原籍浙江宁波，1949年出生于上海，4岁时定居香港，在港接受教育，19岁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8年，后转往地产行业任职。1978年开设中原地产代理公司，从事地产代理事业至今。

　　除房地产外，施永青在香港以私人名义创办免费报纸AM730，并开设专栏亲自撰稿，专栏除议论时事外，更深入浅出地分享其营商、管理的实践经验及人生哲学等，广受大众欢迎。

　　施永青还身兼香港房屋委员会成员、香港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香港地产代理监管局成员等公职。

　　最希望帮助内地农村发展

　　记者：施永青慈善基金会已经开始运作了？宣布捐赠股份后，是不是多了人来申请善款？

　　施永青：施永青慈善基金会其实已经成立十多年了，以前一直有捐助给乐施会、苗圃行动等慈善机构。这次宣布捐赠股份的事情经过香港和内地传媒的大量报道，的确多了很多申请信，除了有机构申请外，还有个人来申请的。

　　记者：为什么选择内地农村的扶贫、教育、医疗事业为资助范围呢？

　　施永青：我以前随乐施会曾到过云南澜沧江、玉龙雪山、湖南桑植(今张家界市)，也曾重走过长征路泸定桥的一段，沿途看了不少农村学校，也在香格里拉附近走过茶马古道，从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些旅程以及跟慈善组织的人士交谈中，我发现最需要援助的是中国农村。

　　记者：内地需要援助的地方有很多，会不会觉得个人能力只是杯水车薪？

　　施永青：我也并不是要以一己之力来解决中国农村问题，而是能做多少算多少。我觉得政府有时候未必能够顾及基层，我有能力解决多少就算多少，做出来的事情也是有人得益的。其次，我做事随缘，碰到什么项目就做哪个项目，我不可能走遍全中国掂量出一个最迫切的项目才来做。

　　记者：基金会以后有什么计划？

　　施永青：我希望可以帮助农村发展社会企业。我了解到农村现在缺乏可以持续发展的经济命脉，比如萝卜大丰收，农民不知道怎样处理。我们可以通过社会企业，教会农民把萝卜做成酱料，然后卖到国外去。所谓长贫难顾，发放资金肯定见效快，但是却无法让农村经济有机地成长起来，长远来看还是需要社会企业来支持农村的发展。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