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恶搞”之风日盛，无论是古典名著、标志性图像、主旋律影片，还是英雄人物等等，但凡热门话题都难逃“恶搞”之命。至于“恶搞”到底是什么，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恐怕至今尚无定论。如果说周星星对着蟑螂大哭“我的小强啊”属于典型的“恶搞”，那么哲学家尼采抱着老马痛哭“上帝死了”又算不算“恶搞”呢？

　　其实，“恶搞”作为一种娱乐方式，没有什么不可以被“恶搞”的。但需铭记凡事都应有个“度”，“恶搞”也不例外。无论谁“恶搞”都应把握分寸，也就是说要注意“恶搞”的具体场所。适合时宜的“恶搞”，本质上是一种娱乐艺术与创新；而盲目限制“恶搞”对象，势必限制多元文化的健康发展。

　　于当权者而言，对待“恶搞”现象应该要有历史的眼光。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将人写成鬼，在当时也曾被视为“恶搞”；拉伯雷“亵渎神圣”，其《巨人传》也属“恶搞”之列；当漫画兴起之时，在传统派中也将之看作不懂艺术的“恶搞”，而今我们又是如何看待《聊斋志异》、《巨人传》与漫画艺术的呢？

　　如今，视“恶搞”为洪水猛兽者大致有四类：一是嫉贤妒能型，诸如某某大导演之辈，自己作品没能满足观众“娱乐”需求，却容不下别人“创新”，还有什么颜面以侵权为幌子来掩饰内心的妒嫉？其实，这类人应该好好反思：《大话西游》为什么没人敢“恶搞”？二是保守卫道型，诸如坚持英雄人物不容“娱乐化”之流。殊不知英雄人物也是普通人呀，如果将英雄人物异化得神乎其神、高高在上，没有亲切感哪来模仿的动力？如此榜样的精神又怎能得以传承？三是杞人忧天型，他们大谈什么“恶搞”会误导青少年，将网络等同于教科书，将娱乐视之为大课堂，他们以为目前青少年无异于自己当年拿避孕套当气球吹的那帮傻小子。四是自作多情型，他们认为“恶搞”会导致“是非不明、荣辱颠倒”。真不明白这帮人为何脆弱到如此地步：让诸葛亮吃“伟哥”，让林黛玉穿着三点式出场，情感就会大受伤害甚至摧残？

　　“恶搞”毕竟是娱乐，如同其他流行物一样必将随着时间流逝而慢慢消失，只要把握“娱乐”场所之分寸,其实当局者根本用不着惶惶不可终日地一路喊杀。更何况我们处在多元文化的时代：“娱乐”有理，“恶搞”无罪！

　　来源：南海网/唐习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