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谈到警察的素质时表示：公安干警尤其是刑侦，一定要戒掉身上的痞气，一身正气。在现有社会形势下，警察既要忠诚勇敢，又要智慧、亲民、文明(9月29日《新京报》)。

　　公安局长之所以说“公安干警一定要戒掉身上的痞气”，显然不是无来由的。此前关于“问题警察”的种种报道，就是对此最有力的注解，比如，由警察搞创收所引发的“处女嫖娼案”频频发生；山西警察打死北京警察案；福州“警黑一家”制造假案；成都“警偷一家”共分赃款一案……尽管这些带有“痞气”的警察不是警察队伍的主流，但是，他们却严重损害了警察群体的形象。

　　从根本上讲，警察的“痞气”生成，是权力意识极度膨胀使然。对于行使公权力的警察而言，合理地利用与限制警察权成为了一个硬币的两面。警察行使的公权力是有边界的，如果不加节制地使用而失去控制，得不到及时有效的遏制，某些警察的行为就必然出现失范与失当。

　　尽管说，当前有诸如《人民警察法》这样的法律对警察行为进行约束与监督，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对警察权的限制，当前仍然显得较为乏力。法学专家贺卫方在谈到警察权膨胀的原因时就说，当前对警察管理经常游离于法律之外，警察权恶性膨胀的根源在于它不受司法的控制，不受一种强有力的外部力量、内部力量的制约，它的行为缺乏规则的约束。

　　那么，祛除警察“痞气”必需的制度规则工具，又如何找寻呢？

　　上世纪70年代以前，香港曾出现警察权泛滥行使，治安惩罚的任意性，警察腐败蔓延丛生现象，为遏制这种乱象，香港设立了绝对独立而强势的廉政公署，这样的制度举措，为限制警察权找到了治本之道，对肃清警察违法乱纪现象起到了根本性作用。显然，香港刷新警风的经验就可提供有效的制度蓝本。这说明，独立的监察机构才会进行更有效的监督与制约。

　　除此之外，让公众能决定执法者的命运或许是更重要的。

　　来源：济南时报/单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