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来，因为联合多位医学专家成立全国爱眼协会的申请未获卫生部批准，多次递交申请也没有得到书面答复，“中国爱眼协会”申请人之一董坚将卫生部告上法院，请求法院判决卫生部行政不作为，并裁定卫生部给予正式答复。9日，该案在北京市一中院开庭审理。(10月10日《京华时报》)

　　普通公民董坚，以近似偏激的方式“逼宫”卫生部以求得到正式答复，在近乎穷尽一切手段后，又将卫生部告上法庭，凸现出中国民间组织(NGO)发展中遇到了“合法性困境”，而通过行政诉讼路径，无疑是破解此类难题的一种可贵尝试。

　　依据现行《社团管理条例》，要成立一个民间组织，需要迈过两道关口，一个是在政府中找一个“主管部门”审批挂靠，才能合法注册，另外还必须到民政府部门审核批准。就以“中国爱眼协会”为例，首先应通过该组织所在行业的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查同意，此后才得以在民政部门登记。因此，成立“爱眼协会”，首先须征得卫生部同意。

　　这意味着，任何民间组织必须有“官方背景”，从体制上要依附于官方管理。显然，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实际上暗含了政府“大包大揽”和“行政万能”的思维，是对非政府性的民间组织不信任的表现，不相信民间组织在没有“主管部门”的情况下，就会“迷失”方向，不能起到自我组织和自我负责的应有作用。

　　而从现实情况来讲，政府“大包大揽”的民间组织，有的也并没有享受到来自主管“婆婆”的厚爱，有些“婆婆”只管收取管理费，而对服务、监督职能等份内事情，则不管不问。比如说，全国牙防组违法认证风波，之所以陷入了空前的“信任危机”，一个重要原因是牙防组具有“官方背景”，其挂靠单位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管职责，从而也让政府也背上了“黑锅”。如此以来，民间组织须有主管这条规定，在现实执行过程中变得名不副实。

　　再者讲，政府“大包大揽”民间组织，也与现行法律相冲突。我国《宪法》中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所以讲，取消民间组织须有主管单位这条规定，不仅能消除制约民间组织发展的瓶颈，进一步保证公民的结社自由，同时也符合《宪法》的基本精神要求。

　　不可否认，有人会产生这样的顾虑，假设NGO没有了主管单位，民间组织是否会放任自流，难以掌控。实际上，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虽然民间组织失去了“婆婆”，但是还有国家法律。因为，民间组织登记时，必须符合法律规定才能成立；即便民间组织成立后，也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组织一切活动。从这个角度上讲，民间组织的主管“婆婆”，是一个多余的“阑尾”，亟需手术“切除”。

　　因此，政府应摒弃“大包大揽”行政管理思维，尽早开放民间社会团体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不仅可以弥补“万能政府”的缺陷，减少“官方背景”NGO垄断公共事务带来的种种弊病，还能充分体现国家对公民行使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权利的尊重。

　　来源：红网；吴睿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