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1月1日，《中央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中央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将实施。一场改进机关作风和推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全面展开。而武汉市从2005年11月就开始进行了规范公款接待的试点改革，在今年10月12日，又在全市统一推行公款接待公示制度，成为规范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的先行者。(《新京报》12月11日)

　　规范公款接待是符合中央的精神，也是一件好事，因此，武汉市推行公款接待公示制度具有首创精神，当然值得赞扬，不过，当我们认真审视这个公示制度时我们会发现，武汉市的公款接待公示制度并非向社会公开，仅仅是“所有党政机关内，统一推行公款接待用餐公示制度，要求公款用餐中涉及到的费用，必须在单位内部公开”；而在实践中，有些单位比如武汉市工商局，连单位一般员工都不知情，只是“通过书面简报形式发布到各处室领导处”。这倒底是公示还是通气呢，倒底是一场作秀还是真心接受监督呢？

　　把政府的事务公布于所有利益不相关者，公布于社会公众，我们称之为“公示”；将政府的事务仅仅公布于所有利益相关者，公布于单位内部甚至领导层，我们称之为“通气”。很明显，公示是民主精神的体现，是让民众共同来监督政府事务；而通气是一种利益共同体共享利益的体现，是让利益共同体的人都了解事情是如何处理，至多体现一种内部监督。

　　如果一个家庭或者纯粹的私营公司，那么他们的招待费如何使用，涉及的最多就是家庭和公司内部的事务，那么，将这种招待费可以仅仅在家庭或者公司内部公布，进行通气。公款姓“公”，它是来源于民众的税收，尽管它往往由财政拨付给某一单位使用，但它仍然不是单位小集体的财产，因此，对公款的使用包括用公款来招待，都属于公众事务，就应当让民众知情，接受民众的监督，应当向社会公众“公示”而不是在本单位“通气”。因此，武汉市工商局监察处吴处长认为：“接待费是党政机关内部事情，我们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向社会公示”，这一说法不但是错误的，而且缺乏对公共财政的基本常识；而武汉市监察局党风室副主任章为表示，“考虑到公示内容比较敏感，没有要求单位向社会公示公款接待费”的说法也根本无法站住脚。

　　如果用公款接待仅仅是在单位内部“通气”而不是向社会公众“公示”，其可能的第一个后果是，监督不能深入。单位的人员数量毕竟有限，他们不可能全天候监视领导干部，因此，他们的监督盲区较多，而群众却数量众多，他们对领导的监督有着灵便的信息，让公款吃喝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其可能产生的第二个后果是，监督乏力。如果仅仅在单位内部通气，那么，单位领导与群众可以组成利益共同体，利益均沾，领导得大头、普通员工得小有头，那么，反正公款不是某个人自己的，自己能得到一份又何苦去提意见呢，所以单位职工就没有动机去监督公款吃喝，但是群众却不一样，他们可能会对公共财政的关心，而且领导也不可能收买所有的群众，所以他们有动力去监督公款吃喝。

　　中国的公款吃喝开支1989年为370亿元，1990年达到400亿元，1992年超过800亿元，1994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2002年达2000亿，2004年为3700亿元，而到2005年公款吃喝竟然达到6000亿，是国防开支的3倍。因此，考虑到目前公款吃喝的惊人的数额，考虑公款吃喝的严重危害性，对待公款吃喝就更应当用猛药来治疗，那么，要真心实意地治理公款吃喝就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所以，我们就更应当用面对所有社会公众的“公示”来代替面对单位内部的“通气”，来强化监督力度。

　　从“通气”到“公示”，正考验着政府机关和官员接受监督的勇气！

　　(南方网/杨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