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北京城管被杀案”，媒体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贺教授认为，低收入者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设个摊位谋生，城市管理者也应适当考虑到这部分人的生存情况。将被杀城管李志强追认为烈士的做法“不大妥当”。因为没有经过司法机关的审判，崔英杰不能被当作罪犯，李志强也就不应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否则有可能影响司法机关的判决。

　　贺教授的观点一出，网上马上又热闹起来。网友们“赞”多“弹”少的现象背后，我觉得有一些倾向却值得反思：

　　一是不少人已经把城管、无照商贩进行了群体化、营垒化归纳，这样讨论问题，必然陷入敌对式论战，最终陷入没多大价值的“口水”渲泄。

　　二是不少人把烈士的称号，放在了战争年代才可能具有的非敌即友式“正义”来理解，认为烈士只配授予董存瑞、黄继光式的人物，而城管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干的只是查抄底层百姓的不义行为。这显然是对“正义”的狭隘理解。城管的事业不正义吗？那天天被无照商贩骚扰的绝大多数人又是谁？城管人员维护这些人的权益，难道就不是正义了？

　　三是贺卫方教授认为，没有经过司法机关的审判，崔英杰不能被当作罪犯；而在崔英杰没有成为罪犯之前，李志强也就不应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把罪犯与烈士对应考虑，认为只有一方成了罪犯，另一方才能成为烈士，这样的判断让人难以认同。照这样的说法，如果一个人为了公众利益被天灾或人祸夺去了性命，没有对应的罪犯，是不是就不配成为烈士呢？

　　四是城管执法，是依据现行法规进行的，只要死亡不是因为违规执法而引发，其行为就是合法正义的，就存在成为烈士可能条件。至于法规是否有问题，账应该算在立法者身上。而如果把一些因为法规本身而发生的“副作用”，完全归罪到执法者身上，向执法者身上大泼脏水，这是很不理性的。贺教授所说的“低收入者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设个摊位谋生，城市管理者也应适当考虑到这部分人的生存情况”当然有道理，但这只是“将来时”的概念。我们讨论问题，不能离开现实背景，离开现实语境说话，用前瞻性很强的“应该如何”来评价现实问题，在人们听来更像是“千真万确的废话”。

　　被杀城管是应该认定为“因公殉职”，还是应该被追认为烈士，确实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但是无论是追认烈士，还是审判杀人者，都应该考虑更多的“个案细节”，而不能以城管、无照商贩两大营垒式思维，来“推定”是否该评为烈士，或者依据一方的“烈士”称号，左右对该案的审判。

　　来源：人民网/马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