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间，“圣诞节”又快到了，走在街上，节日的气氛越来越浓：圣诞老人形象举目皆是，《铃儿响叮当》的轻快旋律不绝于耳，缀满彩灯的圣诞树也四处可见。然而，就在这个当口，北大清华等高校10名博士却联名发出了一份“抵制圣诞节”的倡议书，呼吁公众要“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12月21日《新民晚报》)，为这种热烈的气氛泼了一瓢冷水。

　　看了这份倡议书，我脑海里首先浮现出的是“螳臂挡车”四个字，当然我这里并没有贬低这10名博士的意思，而是想指出，他们和主张过圣诞节的人群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力量不对称，以至于他们的努力可能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效果。

　　博士们的误区在于，“圣诞”之所以会在中国热得发烫，并不仅仅是“集体无意识”，恰恰相反，这是在一种“世界大势”下有意识选择的结果。这种“世界大势”就是：不管全球非西方民族情愿不情愿，大家都已经被强行纳入了一个全球等级体系和价值体系。在这个体系里，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就是经济发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发展主义”。如果你达不了标，那对不起，你的文化、你的节日、你的审美等等，统统都要靠边站。只要这一格局没有改变，“圣诞节”被人追捧的局面，也就很难被改变——谁不愿意跟富裕、文明的东西沾点边啊？

　　不过，指出博士们的力量薄弱，并不是说他们的努力就毫无意义。实际上，正是因为“世界大势”如此，他们的努力才更有意义！道理很简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在经济上超越西方可能性不大，如果也同时丧失了“文化主体性”，那我们在这种“世界大势”中就会彻底迷失自我——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从来都是文化认同，失去了文化认同，我们变成了外黄内白的“香蕉人”，就可能搞不清楚“我们是谁？”最后的结局就是彻底丧失民族自信，对外不敢捍卫民族利益，对内不敢探索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结果就只能永远停留在全球等级体系的最低一级台阶上。

　　但要确立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单靠呼吁肯定是不够的，在我看来，发出呼吁的博士们，包括所有和这些博士理念相同的知识分子，还应该努力去做这样几件事：

　　一是“正名”。现在看来，我们在过去对西方文化的一些重要符号的翻译往往带有偏向性，把中国文化中一些最崇高的称誉不恰当地赋予了它们。比如把“Christmas day”译为圣诞节，就很不合适，因为在中国，只有尧舜禹及孔子等才能被称为“圣”，连具有民本思想的孟子也只能被称为“亚圣”。台湾将其译成耶诞节，我以为就很好，这方面已有先例：释迦牟尼的诞辰在中国就被称为佛诞。

　　这个话题不能展开。总之我建议要对这些词汇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把“上帝”改译成耶和华，把“圣诞节”改译为“耶诞节”等，此外，像日本“天皇”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改译成“日本国王”(中国的皇帝才不过是“天子”)。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译名都已经约定俗成，不能再改。但约定俗成不能是其名不副实的理由，况且对约定俗成的译名进行更改，在国际上也有先例，比如“汉城”这个名字也是约定俗成的，还不是被改成了“首尔”？而且大家也都接受了。

　　二是知识分子要身体力行地示范，不过“洋节”，只过中国节。历史的经验证明，要移风易俗，示范总是比强制更有效。

　　三是要共同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和谐共富的社会。就是说我们虽然在总体经济水平上暂时赶不上西方，但我们可以在社会和谐程度上超越西方。一个和谐的社会必能增强国人的认同感，很自然的，也会增强公众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认同感。

　　来源：新华网/郭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