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1月31日《北京晨报》报道，广东东莞尝试赔钱减刑。东莞两级法院在超过30宗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中，对作出经济赔偿的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对此，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斯表示，依法规定，被告人能够采取措施挽回损失，这一做法可以成为依法减刑的情节。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田文昌律师和广东罗江民律师也认为，东莞法院的做法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这个趋势就是“慎杀、少杀”。

　　陈斯副院长所说的“依法规定”，不知道所依何法。我们通常只知道，在有关刑事附带民事的案件判决中，涉及刑事的部分，是国家公诉的内容，与民事赔偿没有任何关系，即刑事的归刑事，民事的归民事，那么民事赔钱何以竟成了可以减刑的理由？

　　“慎杀、少杀”固然是大势所趋，但是“大势所趋”能否成为现实的司法实践？去年底的时候，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其目的之一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死刑”，“慎杀、少杀”。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严控死刑适用”，所以既不是取消死刑，也不是无视现有法律规定随意酌减。因此对于法官来说，判决的创意与自主永远只能是在现有法律规定之内发挥，任何超出这一框架的行为，只能是非法，是对法律的非信仰。

　　不能忽视的是，东莞“赔钱减刑”做法的背后，实则有一个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判决的司法实践之憾。这就是由于相关法律规定过于简单，使原本复杂的附带民事诉讼缺乏具体、明确和充分的法律依据，缺乏可操作性。这也是东莞两级法院敢于进行“赔钱减刑机制的探索”的真正缘由。但是，法律之不足，永远只能向法律本身寻求解决，而不能以牺牲法律的公正来求得。

　　真正重要的更在于，在任何时候，司法都必须与金钱划清界钱，二者都必须保持理性的距离。这是因为，惟有使金钱势力保持对于司法的敬畏，才不会出现“金钱万能”，人类社会才不会“失去最后之倚仗”。而当金钱因素一旦成为司法判决的条件，那么司法的独立性与法律准绳的惟一性也就随之丧失。

　　来源：大众日报/杨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