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老人多，既长寿又多病，一年里似乎总跑医院。看着病和衰老的共同作用，不仅折磨人的身体，还不放过人的精神。行动不便的禁锢感，总是和最受束缚的记忆连起来，变成解不开的团儿。

　　我爷爷常仰躺着看病房的吸顶灯，说那里面有监视他的人影，又错把呼吸机当成挟制他的器具，而点滴、鼻饲都是别有用心折磨人的。

　　我外公坐在轮椅上，警惕地四处看——其实已经不大看得见什么了。问他干嘛呢，他说，“看看周围有没有情况。”几十年前他身为摄影记者，因为对巡逻警卫说了这句话而被当作特务关押了很久。

　　紧张、警觉可以贴上时代标签，就像我爸的噩梦里，仍然反复着当初从陕北调回北京的艰难。

　　不久前，朋友的奶奶病得不轻，住院了，弥留的夜里仍然挣扎着坐起来，让家人拿来衣服穿戴整齐，非站起来不可，拦也拦不住。“您这是要去哪儿啊？”“去上班。”声音清晰坚定。我爸说，几十年前我太爷爷住院时，也是一样地想着上班，曾经一夜起来数十次，洗脸穿衣戴帽子，等着去开会，直到累得再也爬不起来。

　　有点儿想不通，生命快到终点，何至于还惦记着这个。如果往事真像传说中那样如快进的劣质VCD，呲呲啦啦带卡盘地播放，跳过奇闻轶事、风花雪月、志得意满、挫折痛苦，最后只定格在日常的“去上班”上无法释怀，真是……令人有种说不出来的难过。

　　以前住胡同，巷子两边各院门口似乎无论风吹雨打都坐着老头老太们，外面世界瞬息万变，我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每次回家他们都神情依旧，端坐在凳子上。也许有一阵少几个，但总会有新人加入，团体气势不变。原以为他们是真的悠闲，这会儿想到也许有一天他们也会从床上爬起来一遍遍穿衣戴帽准备上班……或许，每天到点儿在胡同中坐定，正是一种上班的方式。

　　早上，明明塞着耳塞，却听见房门被猛敲，有人在外面叫：“起床了，吃饭干活。”抬腕看表，5点多，发白的天刚亮。我几乎是闭着眼穿衣服，摸到包背在肩上，脸也不洗就开门走出去。外面的小热风提醒我这是回了北京，每天走10小时路进行现场调研的工作已然结束，才忆起昨晚曾有睡个懒觉的计划，哪料到作息的习惯竟然成了残忍的自然，唯有脚上穿着没换的拖鞋证明我还在半梦之中。

　　重新坐电梯上楼，放下东西，脱了衣服又睡倒，7点竟又被臆想中的敲门声惊醒，一番心跳之后大脑空空，只呆呆瞪着天花板，绝望地反复想，早晚有一天，我也会陷入一次次穿衣服去上班的死循环，这是必然。

　　(南方人物周刊/独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