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兆丰原是安徽定远县县委书记，号称“千万县令”。据查，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承揽招标、职务提拔、工作调动、办理入编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总计近千万元人民币。此案遂成为安徽省历年来受贿数额最大的一起县委书记职务犯罪要案。也许这一职位有太多的相似性，近年来，在安徽仅以阜阳为中心的皖北地区，就先后有18名现任和原任县委书记因腐败被查处，原因多是买官卖官。陈兆丰案也不例外，涉嫌向他买官并如愿以偿的干部达110人，涉案金额150余万元。

　　在定远当地，曾经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陈兆丰用人不是凭工作能力和工作实绩，而是凭送给他钱的多少。那段时间，定远“跑官要官”之风盛行。翻开县委书记的腐败案件史，这既不是“卖官鬻爵”的第一起，也几乎可以预料：在现行管理体制不做大的改革的背景下，在官场潜规则依旧运行的态势下，肯定不会是最后一起。

　　《人民日报》最近发表了一篇署名“仲祖文”的文章，要求在即将进行的各级政府、人大和政协换届中“坚决铲除潜规则”，在选拔干部中探索让候选人与推荐人、选举人见面，介绍情况、回答问题或发表公开演说等做法。所谓的潜规则，就是近年来，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一些干部为了达到升迁的目的，千方百计地跑上级领导、跑推荐人、跑选举人，游说联络，请客送礼，以得到上级的提名，拉到足够的推荐票、选举票。当然，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官场的“潜规则”在某些地方已经不算什么秘密，而是众人皆知的公开准则了，陈兆丰能够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向110个官员卖官，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

　　“千万县令”是怎么炼成的？回答这一问题，依然是那句老话：不受监督和约束的权力。虽然中央和各地主管部门三令五申，中组部也一再发文要求各地防止和严查换届中拉票贿选等问题，但是，禁令阻挡不了金钱的诱惑，只要绝对的权力依旧存在，腐败就无法避免。问题在于，光发禁令是没有太多作用的，在权势资本充分展现魅力的时候，权力会在禁令和利益之间做一个风险对比，如果权力使用者发现禁令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某些解释权反而在权力使用者自己手中的时候，或者禁令的威力比不过欲望的诱惑力的时候，权力使用者一般都会选择“利在险中求”。

　　其实，从这么多的卖官案件中不难总结其中的共同规律。但是光明白这些规律是没有用的，光发些禁令也是起不了太大作用的，不进行跨越性的制度改革，不从根本上遏制绝对的权力，倒下一个“千万县令”，还会有一个又一个的“千万县令”前赴后继。幸运的是，定远县在出了陈兆丰案件以后，进行了有效监督县委书记用人行为的调研，得出了制度约束不力、上级难监督、下级监督难、群众监督更难等认知，有了这种认知，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制度建议。对于全国那么多县委书记而言，这或许是一次摆脱腐败陷阱的好机会。

　　但好机会只是机会而已，它离铲除腐败根源还有万里之遥。制度变革从来不是什么简单易行的事情，在习惯了多年的支配性权力之后，再来习惯权力制衡，必然引来一场“官场革命”。然而，这样的“革命”终究是要进行的，它既需要一点一滴的“革命”(譬如从拉票贿选的潜规则过渡到公开演讲等竞选拉票的显规则)，也需要具有政治智慧的较大的革故鼎新。一句话，思想要解放，权力要限制，责任要明确，各方要制衡，腐败才能连根拔起。(周虎城)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