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预先采访，当你对他一知半解的时候，正是兴奋点最高的时候。有时候你不需要说话，只是做一个倾听者，让对方自己将身上附加的东西一层层剥开，回到最本质的状态。”

　　拍摄林璎时，张克荣的质疑是：“一个20岁的小女孩，被20万人联名反对，这是不可想象的压力。我想知道她是怎么度过那段日子的。”

　　林璎没有出现在镜头里。这位因设计了“华盛顿越战纪念碑”、“耶鲁大学妇女之桌”、“民权运动纪念碑”而载入美国史册的著名建筑设计师，因为那时身体已经发福，不愿意出镜。她给张克荣提供了40多盘录像带资料。张克荣把它们全带回来，每一盒都找人翻译了。

　　我的每一件作品皆源于自己心中一个简单的希望，那就是通过自己的作品让人们了解自己身处的环境，不仅包括我们所生活的物质世界，同时还包括我们的精神世界。

　　这一希望使一些期刊杂志多次出于政治动机和审美目的报道我，我曾被要求用自己的作品回应社会。……我不会随意将自己称为一名‘政治性’艺术家，我宁愿自称‘非政治性’艺术家。我不愿将个人观点强加于历史事实。

　　开场白，林璎舒缓道来。画面上，是她21岁时设计的华盛顿越战纪念碑，每年，它都会吸引400多万美国人前来驻足观看。这座带着体温的倒“V”字型纪念碑，墙壁是简洁深黑的，光可鉴人的花岗岩上刻满了越战中阵亡的美国官兵姓名，牺牲者的亲友们来到纪念碑前，奉献鲜花和眼泪。

　　“在国外拍摄时，我天天面对未知，处处遭遇难题，都不知道那些日子是怎么走过来的。”

　　“唉，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我考虑最少的是市场。”如果采访被拒绝，他会义无反顾出现在对方面前，迫使对方同意，“我坐了30个小时的飞机，来到他家门口，哪有人好意思让我空手回去？”

　　可是，“钱”途茫茫，第一辑纪录片播出，收效不错，却没有拉到一个贴片广告。“找过一家广告公司代理，结果不但没赚到钱，反倒让我赔了几十万。”

　　前后600万投资款项，后来却变成了“借款”。为了买一张到美国的机票，万般无奈中，他给一位投资的朋友签下了“借据”。

　　从没有过一部纪录片能在国内市场盈利，这样的现实，让张克荣不敢细想片子拍成后会怎样。有时，站在30层楼上向下俯瞰，纵身而下的念头一闪而过。

　　“那是我最糟糕的时期，这也是机缘，我信起了佛教。”

　　他身后的书柜上是一幅海报，20岁的林璎，纤长的手托着脸颊。

　　画面仍在继续。

　　许多支持修建纪念碑的人并不喜欢林璎的设计，将其戏称为“墙”，这其中还有一些退伍军人，更有一些反对者制造了许多麻烦并试图阻止施工。林璎也受到个人攻击，反对她的人不分昼夜地抗议辱骂她，一些退伍军人和家属集会抗议，……甚至有人大叫，“我们美国人的纪念碑，绝对不能让一条东方狗来设计。”

　　1982年秋，美国国家艺术委员会会议室，正在做有关纪念碑的最后决议。戴着圆帽的林璎站在麦克风前，颤动双唇，严肃地、孤立地做最后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