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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为“慰安妇”幸存者正名的人们
2014年07月07日 10:52  来源:海南日报分享
      2005年,陈厚志陪同陈金玉(已故)从美兰机场乘坐飞机赴北京,准备向来自中日韩的青少年及教师控诉日本侵华暴行。 海南日报记者 李英挺 摄
     2005年,陈厚志陪同陈金玉(已故)从美兰机场乘坐飞机赴北京,准备向来自中日韩的青少年及教师控诉日本侵华暴行。 海南日报记者 李英挺 摄
 2005年,黄一鸣在澄迈采访蔡爱花。  
2005年,黄一鸣在澄迈采访蔡爱花。  

  在国内, “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的问题虽一直为公众所知,但其关注度始终是不冷不热,海南“慰安妇”幸存者更是长期得不到关注,甚至顶着“日本娘”的污名,

  然而,在过去的20多年里,始终有这么一群人关注这个群体,他们来自社会各界,用不同的方式,或文字,或影像,或慈善,将她们的故事和声音记录下来,传达给全社会。

  张应勇和陈厚志: 海南“慰安妇”事件最早记录者

  张应勇原为保亭政协文史办工作人员,1996年他写了篇小说发表在《保亭文史》上,故事的原型就是当地广为流传的“日本娘”。没想到这篇发表在内部交流读物上的文学作品,引起了一位日本留学生的注意。他不仅请张应勇带他去见故事中的原型,还向这些老人下跪,送上慰问金。这些被称作“日本娘”的老人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往事,张应勇决心要搞个明白。

  但这项工作却绝非易事,张应勇长于文字,对摄影并不熟悉;而黎族分几大方言区,有的方言他听不懂,给调查工作带来重重困难。况且这一年他已经57岁了,身体并不太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应勇结识了热爱摄影的农场青年陈厚志,并询问他是否愿意和自己合作展开调查,并还特地交了底,“这种事从来没人碰过,又牵扯到历史问题,如果不愿意做也不勉强。”但陈厚志没有犹豫,立即答应了,从此开始了两人合作为海南岛“慰安妇”受害者正名之路。

  张应勇当时主要负责南林乡等杞方言区的调查,陈厚志则主要在赛方言区,张应勇负责调查和文字整理,陈厚志则帮忙拍照片和做翻译工作,由于受害者多数住在偏僻乡村,有的更是离群索居。要找到她们已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受害者都不愿回忆当年的惨痛经历。于是,他们一次次登门,用诚意和耐心感动老人,终于,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暴行。

  此后,这些调查取证的资料和照片被整理出来,正是通过这些资料,让人们最早了解到了中国海南岛“慰安妇”事件受害者,社会开始关注这个特殊的群体。“日本娘”的污名才从她们头上洗去。

  1997年,“慰安妇”事件有了新的转机,以北京的康健律师为代表的中日律师团来琼就海南“慰安妇”问题调查取证。张应勇和陈厚志义务协助中日律师调查取证,希望通过诉讼的方式,帮受害者们讨回公道。与此同时,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民间组织、慈善团体、学者、记者也都更多地关注起海南“慰安妇”。

  2001年7月,黄有良、陈亚扁等8名中国海南岛“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道歉,并给予相应赔偿。从此开始了长达10年多的漫长诉讼之路。期间,张应勇和陈厚志作为黎语翻译,曾分别陪同林亚金和陈金玉前往日本东京作证。

  2006年,为此耗尽心血的张应勇不幸辞世,身后几乎没留下一张像样的照片。而陈厚志至今仍在为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而多方奔走,从而立之年到年过半百,陈厚志已志愿服务海南“慰安妇”幸存者近20个年头。去年,他获得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这份荣誉,他当之无愧。

  黄一鸣:相机中的故事

  《中国日报》海南记者站站长黄一鸣接触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是在2005年。当时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中国日报》要做一期相关报道,黄一鸣就想到了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者的相关选题。

  查阅资料后他很震惊,全国当时,公开身份的”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有30多个,海南就占了近一半。此后他一路寻访,并结识了张应勇,对他后来的拍摄帮助很大。

  黄一鸣是一名摄影记者。相较于文字,他更愿意用影像的方式讲述故事。黄一鸣说,随着寻访的深入,他发现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黄一鸣深深“陷”了进去,从2005年开始,他一有空就到海南各地寻访“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拍摄,一直拍到差不多2007年才完成。当年他出了一本《海南“慰安妇”》的黑白摄影专辑,用图像和文字结合的方式,向世人揭示这些战争受害者被忽视的痛苦,这也是首部关于海南“慰安妇”受害幸存者的影像专辑。

  拍摄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黄一鸣告诉记者,“影像的东西它有一个过程,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拍好。如果老人当天没这个情绪,没这个状态,你也拍不出来,况且我们拍的都是上了岁数的老人。”

  为此,黄一鸣常去老人家里,陪她们坐一坐,聊一聊,经常帮老人们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如为了寻访陵水陈亚扁阿婆时,黄一鸣前后去了五六趟,和老人谈心,带老人寻医看病,赢得老人信任后,才拍下一组纪实照片。就这样,通过这些点点滴滴的相处,黄一鸣同阿婆们日渐熟悉,能更多地抓拍到阿婆们日常生活中令人动容的瞬间。

  让黄一鸣遗憾的是,他没想到张应勇去世那么快。2006年才过了春节,那时书都没出,人就走了。“张应勇的贡献很大,是海南最早的研究人。太可惜啦,他去世以后,包括韩国日本,有不少人问我说当时有没有多拍到他的照片。”

  黄一鸣手上只有一张张应勇的照片,是张生前带他去寻访朝鲜籍的“慰安妇”受害者朴来顺的墓时拍到的侧面照,这也成了张应勇存世不多的照片,最后被黄一鸣放在了他的作品集中。

  钟惠明: 一位香港老人的关怀

  钟惠明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者。虽然身在香港,但他所负责的惠明慈善基金会却一直默默地关怀着海南的“慰安妇”事件受害者。采访中他一再向记者强调,不要用“慰安妇”这个名字称呼阿婆们,他更希望用“二战时期的女性受害者”这一称呼。

  钟惠明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的一名顾问,他祖籍上海,老家的房子同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所居之处比较近,因这一层关系,他开始关注到”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方面的问题。他坦陈自己原本没打算做慈善事业,主要做的是对日索赔。“对于日本人,并不是要他们认错就算了,而是要叫他赔礼道歉,要做出赔偿,还要归还非法掠夺的国宝。”

  钟先生对“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上海师范大学的苏智良教授。他告诉记者,原来他知道有这些受害人。2004年钟惠明得到阿婆们的资料后,就同对日索赔联合会的马燕一起,带着钱来海南慰问“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此后,他们每年一到两次,每次带去1000元至3000元不等慰问老人。

  回忆起慰问阿婆们的那段时光,钟惠明有些动情,“算是给她们帮助吧,再买牛奶呀,米呀,或者面粉、水果这样的东西,有时候甚至买丝巾送给她们,这些老奶奶,虽然有的都80多岁了,但是你给她们丝巾,她们还是很高兴的,马上就把它戴在身上,女性还是很爱美的。”

  他告诉记者,现在国家经济有了好转,老百姓的生活有所提高,应该有精力回过头来多照顾这些老人。“实际上,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是欠这些老人的,我们很多地方做得都不足。”他很希望社会有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一群体,也希望政府相关部门能更多地关心这些老人的生活状况。

  郭柯:镜头下的另一个视角

  《二十二》是导演郭柯新近拍摄的一部纪录片,这是”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系列纪录片里的第二部,第一部是《三十二》。郭柯计划跑5个地方纪录老人们的生活,他从湖北拍到广西,从广西拍到海南,然后拍到黑龙江,记者打电话采访时,他已到了最后一站——山西。

  说起拍摄的缘由,郭柯觉得有些偶然。前年夏天,微博上一则“中国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生下日本人孩子”的博文深深地吸引了他,让他产生了拍一个故事片的想法。然后,他去找苏智良教授,要到了老人的地址。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却是,与老人的接触颠覆了他对”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对影视的看法。在此之前,他一直觉得故事片才能让人感动,但拍了老人的纪录片之后,他认为纪录片才是最感人的,因为纪录片中展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另一个视角,是郭柯的纪录片最大的特点,也是他拍摄的初衷——展现老人们的另一面。郭柯说他不想不停地提及老人们曾经受到的苦难。他觉得,他拍的片子不应只是单纯地去控诉。用老人们的经历去表达一个控诉的主题,对于郭柯而言,视角太狭窄了。

  郭柯希望展现在观众面前的,不是老人们悲苦的过去,而是她们积极的当下。他提到《三十二》里面的那个老人。那位老人曾经说过,世界那么美好,我为什么不活下去呀。老人们对生活积极的态度让郭柯震撼,他觉得她们的身上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能够鼓舞人心。

  “我不想表达她们的悲惨,毕竟曾经也有人做过了,我再去做重复的事情就没有意义了。我看到的是她们乐观、积极的一面。我觉得这更有力量的。”

  郭柯在6月份的时候来到海南进行拍摄。与阿婆们的相处,让他收获颇多。相处久了,他同阿婆们的感情也越来越深。他在拍摄期间,每天都会去见李美金阿婆。阿婆给他们剧组做饭吃,然后还给全剧组包了粽子。

  他也帮助老人们。比如有的老人得了风湿,就给她买药,然后帮老人把米缸弄满,给她们买日用品。有些老人的床不好,就换成新床。有的老人行动不方便,就买一把轮椅。“关键是了解她的现实情况,然后‘对症下药’帮助她们。”

  然而,在这次海南之旅中,郭柯也有一个遗憾,那就是邓玉民阿婆的去世。他在春节的时候,曾来过海南看望邓玉民阿婆,5月份的时候又来了一次,但当剧组6月份来海南拍摄的时候,阿婆却去世了。

  他原计划是在4天之后,就要拍邓玉民阿婆,但就差那么4天,阿婆就去世了,没有拍到。他还买了一把轮椅准备送给阿婆,也因这个原因最终没能送成。最后,他将这把轮椅送给了黄友良阿婆。

  他在海南主要是拍了两位阿婆,一位林爱兰,一位李美金。郭柯拍完片子后最大的感受就是,阿婆们最需要的是身边人的陪伴,陪她们聊聊天,说说话。他说,这部片子拍完后,他不会再去触痛她们,将来每一年去看她们一次,就是对她们最大的帮助。(文\海南日报记者 邵长春 实习生 周川又 特约记者 黄青文 通讯员 张劝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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