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笔下的希特勒崛起:一小群人颠覆整个民族
2019年09月04日 18:23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宋体
《议程》中文版。
《议程》中文版。

  龚古尔文学奖得主《议程》

  希特勒得逞前的一瞬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远航

  发于2019.9.2总第914期《中国新闻周刊》

  当龚古尔学院秘书长迪戴尔·德科恩宣布最终获奖人选的时候,很多人感到惊讶,这个法语世界最负盛名的荣誉颁给了一部很难称之为小说的作品。这是2017年11月的某个星期一下午,位于巴黎市中心的德鲁昂餐厅声音喧杂,人头攒动。

  这本未能在规定时间出版的作品先是被破格提名,进入长名单,最终在决选的第三轮投票中,打败另外三部作品,赢得了这一年的龚古尔奖。龚古尔文学奖的奖金只有象征性的10欧元,但是获奖本身就意味着大量的加印和畅通的销路。

  作品名叫《议程》,仅有160页,描写的是“二战”前希特勒崛起过程中的一次真实事件,24名德国工业巨头的负责人参与了一次秘密会议,他们的妥协与支持直接影响了纳粹在德国的统治。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作者用电影镜头般的文学语言为读者还原了当时的历史现场。

  作者叫埃里克·维亚尔,同时也是一名导演,借助第一手资料和文学的想象力,他向读者展示了一小群人是如何颠覆整个民族的。同时,他对真实事件的重构有着特殊的社会语境和现实指涉。

  “历史并非是既定事实的数量累积,文学则是普遍理性和事实经验相互结合的产物,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会随着我们的焦虑和实践而不断更新。正因如此,过去从未消亡,历史需要被不断地审视。”埃里克·维亚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今年5月,《议程》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文学允许一切,作者说道,它填补了历史的缝隙,指向了我们在当下所处的危险状况,如果没有对过去足够的审视,曾经的狂热将再次占据我们的生活。“人们从来不会两次坠落同一道深渊,但人们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坠落到荒谬和恐惧之中。”作者这样写道。

  当文学进入历史

  阿道夫·希特勒走进客厅,面带微笑,神情轻松,甚至让人愉快。这是维亚尔在《议程》中为这位纳粹独裁者描述的开场。最开始的时候,维亚尔虚构了更加戏剧化的场景,突出希特勒和他的副手戈林进场时的轰动。

  然而,作者陷入了困境,停笔数月,也可能是一年,推翻了自己的设定。在最终的版本中,独裁者走进客厅,不过是稀松平常的一个场景,希特勒是许多人中的一个,而这正是历史可怕的一面。

  许多人,不只是那些政治人物,还有客厅里的24位企业家。希特勒与他们一一握手,对他们的支持表示感谢。这些工商业巨头里,包括知名的西门子、欧宝汽车、克虏伯、法本等等。

  这一天是1933年2月20日,希特勒刚刚当选总理,半个月后的3月5日,国会将正式举行选举,纳粹党能否赢得多数选票,这决定了希特勒的未来,而未来的关键,在于钱。

  没有人知道,这一天谈话的具体内容,维亚尔却用文学的想象打开了会议室紧锁的门。

  欧宝汽车创始人威廉很轻地嗽了一下嗓子,看看腕上的手表,嘴唇紧闭。银行家亚尔马·查赫特不时抬一抬他精致的眼镜,轻搓一下鼻子,伸出舌头在嘴唇边抿一下。军火公司克虏伯的古斯塔夫脸色有些红润,他感冒了。

  最终,古斯塔夫捐了一百万马克,其他的在场者也捐出了几十万。这不过是一次寻常的捐款,将用于纳粹的游说、年赏和政党支持。当战争在12年之后结束,这些公司大多继续存活了下来。

  至今,他们仍然在德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无论是汽车,还是洗衣机,又或者是房屋保险和手表电池,都有他们的身影。这些工业巨轮的桅杆轻轻晃动,就可能让一个国家的政治偏离航道。

  在经济的助威下,政治的怪兽终于登场,并露出了真实的面目。国会纵火案、集中营的建立,然后是对周边国家的觊觎。5年之后的2月12日,希特勒与奥地利的总理许士尼格终于会面了。

  没有人知道两个人究竟谈了什么,除了许士尼格本人。他在自己的回忆录《奥地利安魂曲》记录了这天的情形。奥地利总统坐下来,两条腿时而交叉,时而松开,他有些焦虑,很不自在。面对德国元首的咄咄逼人,这位奥地利总理像是一位好脾气的学生,双手开始出汗。

  读许士尼格回忆录的时候,作者维亚尔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局促与困惑。会面当天,希特勒指责奥地利从来没有为德国作过任何贡献,许士尼格赶紧搜肠刮肚,寻找历史上的证据。最后,许士尼格想到了贝多芬,一位音乐家。“贝多芬不是奥地利人。”希特勒回答说,音乐家是在德国波恩出生的。

  “这个交谈的细节其实有些荒诞,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许士尼格的盲目无知和作为政治人物的肤浅。还有他的谄上欺下,遗憾的是,这已经造成了历史的恶果。”维亚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当历史照进现实

  作家维亚尔今年51岁。他出生的1968年,正是法国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维亚尔的父亲是一名外科医生,虽然不是左派,但也反对权威统治。维亚尔回忆说,他刚出生不久,他的母亲就抱着他到阳台上,指给他看那位正在打街垒战的父亲。当时流行存在主义哲学,父亲的书架上都是这些著作。

  成年之后,维亚尔在学校里取得了法律和政治学文凭,又在巴黎的社会高等研究学院取得了“历史和文明”专业的学位。他的导师是德里达,著名的哲学家。维亚尔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德里达对于细节的关注,还有就是,思考和写作是无法分割的,这成为了维亚尔后来写作的某种准则。

  31岁的时候,维亚尔出版了他的处女作,并由此结识了导演菲利普·格朗德里厄。两年后,两个人合作编剧了电影《新生活》。维亚尔用这一笔收入,环游了世界的许多地方。

  当时,维亚尔乘坐火车从西欧出发,一路上不断失去他的“支座”。在东欧,原来那些拉丁语言里的词根失去了用途。到了俄罗斯,连拉丁字母也被俄语的西里尔字母所取代。到了哈萨克斯坦,当地的文化符号让他觉得陌生。而在中国,则是前所未有的眩晕。而在眩晕过后,他又在胡同里感受到了某种熟悉的气息。

  跨界,这是维亚尔的兴趣,也是他写作的偏好,不局限于某种固定的文体。他在采访的时候,也频频引述中国的导演和作家。说到《议程》的跨界问题特征,维亚尔提到了陈凯歌的《黄土地》。

  “这部电影区别于传统的浪漫叙述,通过面孔、肢体的色彩的并置,连续的空镜头,构成了比故事本身更深层次的语言。”维亚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电影语言也是他在《议程》中化用到文字的技法。

  而谈到文学对社会生活和时代状况的回应,维亚尔则提到了巴尔扎克和老舍。“文学不是轻浮的文体,它不能无视当下公然地向权力妥协,社会的不平等加剧,财富越来越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它就必须继续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中提到的那句话,土地不是任何人的,而果子属于所有人,不要忘记这一点,否则你将陷入歧途。”维亚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和维亚尔的许多文学前辈一样,他喜欢上午在咖啡馆的露台上写作,但不同于很多坚持文学本体的法国作家,维亚尔对现实问题有着持续的关注,历史领域成为了他坚持写作的固定题材。

  2009年发表的《征服者》讲述了1532年皮萨罗征服秘鲁的历史。2012年出版的《刚果》背景是1884年西方列强瓜分非洲的历史会议。2016年出版的《7月14日》背景是1789年的攻占巴士底狱。

  今年1月,维亚尔在法国出版了新作《穷人的战争》,背景是1524年的德意志农民。出版商本来计划在春天推出这本书,但维亚尔提议作品在1月就出来,以此响应法国社会面对的现实状况。当时,“黄背心”运动正酣。

  而之所以写作《议程》也与社会状况有着内在的互动。在不平等现象加剧的欧洲,在威权与种族主义崛起的当下,文学如同历史警钟的某种回响,在书页间反复拍打,稍不注意,经济就有可能变成政治的帮凶。

  为了写作此书,维亚尔不断搜集资料,进行“知识考古”,将碎片重新粘合在一起。对于德国吞并奥地利的历史,维亚尔在学校里的课本中也学到过,但却越来越感觉到官方历史的矛盾。而正是这些历史的盲区和裂隙成为了维亚尔书写的强劲动力。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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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