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一无所有的时代，谁还在听崔健？

　　【《中国新闻》报记者 程小路 报道】“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4月15日晚，中国“摇滚教父”崔健出现在无数人的手机屏幕里，通过一场近3小时的表演将摇滚带回了舆论中心。在这场名为“继续撒点野”的视频号线上演唱会中，当崔健唱到点题的那首《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中“别拦着我，我也不要衣裳，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这一句时，已被生活磨出厚茧的“惨淡中年”们纷纷破防。

　　崔健在演唱会后的访谈中说遗憾现场没有观众，捧着手机看演唱会的观众也抱怨“竖屏装不下崔健的呐喊”，而当崔健隔着屏幕发出互动邀请时，歌迷们迅速排队刷屏，跟着歌词“吼”出“老子根本没变！”，在这个“燥起来”的夜晚一吐胸中块垒。

　　“30年后听出了不一样的味道”

　　崔健的这场线上演唱会推迟了两次，第一次是从原定的3月25日推迟到4月15日，第二次是开场时间从海报上的晚20时推迟到晚21时。

　　歌迷并不在乎等待，当崔健戴着标志性的红星白帽登场，数据就爆了。据统计，这场线上演唱会观看量达4468万人次，点赞超1.1亿。

　　在近3个小时的时间里，崔健先是一口气唱了7首歌，然后年轻一代的音乐人梁博和“西北鼓王”赵牧阳作为嘉宾先后登台。待歌单上的17首歌唱毕，崔健坐下来和窦文涛聊了一会儿音乐，又返场唱了3首。曲终人散时已是午夜，朋友圈的“小作文大赛”才刚刚开始。心绪未平的歌迷敲下长篇大论，追忆上世纪“滚圈”崛起之初的辉煌，感伤自己一去不复返的青春。

　　“感谢老崔让音乐重新回到我的生活里。”45岁的岳先生几天后还在回味演唱会那一晚，沉寂许久的大学同学群热闹非凡。岳先生最早听崔健是读初中的时候，30年后再与偶像重逢，烂熟于心的《花房姑娘》《假行僧》又听出了不一样的味道。“现在与老崔那种心灵上的默契是年轻时体会不到的。”岳先生说，“新歌《迷失的季节》也很棒，我的眼泪都掉下来了！”

　　崔健演唱会的第三首歌是去年发行的《时间的B面》。“我喊嘿，然后你们喊那句话。”崔健隔着屏幕向歌迷发起互动。“我和人们一样，只看到自己的脸，莫非里边也有你，正在被时代改变。这时有人大声吼：嘿——”

　　下一秒，评论区就被“粉丝”们整齐的回复刷屏：“老子根本没变！”

　　从 “一无所有”到“满满当当”

　　崔健线上开唱时，54岁的媒体人王兵正在加班。他在1993年看过崔健的演唱会，还把自己第一篇正式发表的乐评文章献给了“老崔”。

　　但这一次，王兵听了几首歌后有些失望，“歌词越来越繁琐，配器越来越复杂。还是当年那个一把吉他打天下、‘一无所有’的老崔更过瘾”。

　　岳先生也曾认为崔健的配器编排“怪怪的”，但这次他听出了乐队元老级人物、“中国爵士乐教父”刘元的美妙之处，“他的唢呐、长笛、萨克斯不仅充当了崔健音乐的稳定器和平衡器，也吹出了时间的悠远感”。

　　关于音乐“要素过多”这一点，窦文涛在演唱会后直接向崔健发问：“你是喜欢塞得满满当当的人吗？”崔健回答：“不是。我特别理解极简主义，但极简主义一定是从极多主义来的。极多主义是扩大所有的可能性，然后选择你最想要的。”

　　屏幕之外，有人调侃这场线上演唱会“有元宇宙那味儿了”，窦文涛也问崔健是否会尝试“元宇宙式”的演出形式。崔健直言现场没有观众让他有些遗憾，因为这让他在表演时“比较理性”。

　　做过多场音乐节同时也是摇滚乐迷的某演出机构负责人小财(化名)认同这一点。他直言，这次线上演唱会“灯光、舞美、视觉等方面做得很一般”，而就算视觉效果更“沉浸式”，线上演出也无法带来和现场演出一样的体验，对于歌手和听众皆是如此。

　　“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

　　1986年5月9日，献给“国际和平年”的《让世界充满爱》演唱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百名当红歌手或挤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赶往工体参与这场流行音乐盛会。25岁的崔健并不起眼，但当他穿着开襟大褂，裤脚一高一低地上台，吼出“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时，中国摇滚乐的辉煌时代从此开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崔健的创作高峰期。“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看见了幸福。”“现实像个石头，精神像个蛋，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崔健低沉嘶哑的声音，击中了时代的情绪。

　　在“泥沙俱下，众声喧哗，生气淋漓”(学者陈平原语)的1980年代，“歌竟然还可以这样唱”的摇滚乐是年轻一代宣泄情绪的嘶吼，是张扬自我的宣言，更是打破沉疴的冲锋号。扛起中国摇滚大旗的崔健，成为“60后”到“80后”这三代人绕不开的文化符号。

　　千禧年后的20年里，崔健没有停止创作，他的最新一张专辑《飞狗》于去年发行，豆瓣上有人盛赞其为“年度最佳”，称歌词“凭借‘庞然大物倾斜站立，大人无视小人颤抖’这一句就值得鼓掌”；也有人认为新歌水准不如往日，“崔健的时代过去了，从前他引领时代的浪头，现在他在时代的列车后面艰难地推搡着”。

　　比“认为崔健新歌过时”更糟的，是根本没听过崔健。

　　“崔健是不是唱过《红头巾》？”一个对《一块红布》有隐约印象的“95后”坦言，自己分不清崔健和窦唯。

　　也许每一个曾攀上行业顶峰的巨星都会面对过气与过时的危机，毕竟惊世杰作注定罕有，因为它不仅基于个人的才华，还有时代的推动。随着社交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对歌手的认知更多来自于明星在综艺节目的“刷脸”和社交平台上的“营业”，而参加过几档综艺节目后自认“玩儿不转”、又不愿被社交平台“耗尽时间”的崔健，不出意外地淡出了当代年轻人的视线。

　　“得有人告诉你幸福是什么”

　　“互联网民工”小静(化名)在某知名音乐平台工作，“85后”的她是摇滚乐迷，但不是崔健的“粉丝”。在她看来，这场在线演唱会之所以火成这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疫情下，居家避疫的民众“闲着也是闲着”。

　　“70后”导演万大明也不是崔健的“粉丝”，但“和4000多万中老年男人同时在线听老崔唱歌”(注：崔健当晚强调是4000多万人次)给他带来了莫大的慰藉。当时，他已经在上海的家中足不出户长达一个月之久。

　　2020年，疫情暴发之初，万大明曾征集到124名普通人在同一时间点拍摄VR(虚拟现实)影像，记录疫情下普通人积极抗疫的生活。据此剪辑制作的作品《我生命中的60秒》入围了第77届威尼斯电影节VR纪录单元。而眼下，疫情却成为横亘在万大明眼前、让他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的危机。此轮上海疫情导致他的影视公司运营按下暂停键，损失大量订单。

　　“如果不是疫情，那天晚上听老崔唱歌我不会那么兴奋，那是我疫情生活里的一道光。”万大明说。

　　文艺作品不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崔健说，“得有人告诉你幸福是什么，音乐就是在做这个”。

　　(本报记者刘军对本文亦有贡献)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