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前的1912年，鲁迅来到北京，直到1926年离开，鲁迅前后在北京生活了14年，除故乡绍兴之外，北京是他生活时间最长的城市。在北京，周树人“进阶”为鲁迅，成为永远言说不尽的文化偶像。仅凭“培育”了鲁迅这一点而言，北京就无比重要。而鲁迅对于北京也格外钟情。1934年12月18日，在致杨霁云的信中，鲁迅写道：“中国乡村和小城市，现在恐无可去之处，我还是喜欢北京，单是那一个图书馆，就可以给我许多便利。”1936年，在去世之前的几个月，鲁迅扶笔致信颜黎民，信中自陈“很喜欢北平。现在走开了十年，也想去看看”。
“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
1912年5月5日，31岁的周树人踏进了“四九城”。
鲁迅恐怕是带着许多失意进入北京的，此前他在杭州、绍兴的生活并不顺心，和夫人朱安之间的障壁已是人人知晓的，他甚至托朋友帮他找工作，并表示“虽远无害”。然而31岁的年纪即便在现在也不算很年轻，京津路上，“弥望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揽”，12字足以道出心中的疲惫与惆怅。进京后的第二天，鲁迅搬进绍兴会馆，然后到教育部去上班。5月10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鲁迅的心情似乎并没有因为进入一个新环境而有些许的兴奋。绍兴会馆和教育部，一个是栖身的寓所，另一个是供职的衙门，这两处恐怕最了解彼时的鲁迅。
鲁迅任职的教育部就在人来人往的西单十字路口西南角的教育街上。大院本是清初的敬谨亲王府，1905年废除科举后，王府改为清学部，辛亥革命之后延作教育部。大院主体现在分作教育街1号和3号，1号是一座精致的宅门，为一座学校占去；3号则是武警招待所，宅门是一座不多见的两层小楼，高大而宽敞，门口外八字的影壁墙更是平添了许多恢宏，依稀可见旧日王府的气派。从1912年到1925年，鲁迅在教育部工作了13年，先是被任命为佥事，后又兼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的科长，职责范围涉及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动植物园以及文艺、音乐、戏剧的调查等。
至少从其日记来看，周佥事对于工作还是分外勤勉的。比如说为了保护历史博物馆送到德国去的展品，他曾“宿于部中”“不眠至晓”；在“儿童艺术展览会”的筹备期间，他曾认认真真去检查场地条件；京师图书馆要另觅新址，他便四处去寻找合适的房子；到西安讲学时，他应当地“易俗社”的邀请去看演出，离镐之际，他有感于易俗社“难能可贵”，又是题词制匾又是倾囊相赠；包括“以旧文为音符”的“汉语注音符号”得以通过，这也同他在教育部“读音统一会”中的支持不无关系。除了在教育部的工作外，鲁迅还经常到琉璃厂、青云阁、万牲园、什刹海、东安市场等处闲逛；此外，他在广和居、便宜坊、同和居等处的饭局也常为后人所津津乐道。单凭这些，也许会让人觉得鲁迅性格开朗、活跃，是一位时新人物。然而，绍兴会馆内的鲁迅似乎却陷入浓浓的郁结之中。
绍兴会馆位于菜市口的西南角，距离教育部步行大约需要半个小时左右，出宣武门一直往南便是，周围有法源寺、湖南会馆和谭嗣同故居所在的浏阳会馆。周作人曾描述过这一带的街巷，然而，周遭环境早已大变。绍兴会馆靠近南半截胡同北口，坐西朝东。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先是住在会馆北部的藤花馆，半年后搬入“院中南向小舍”，又过了三年半鲁迅搬到了会馆南端的“补树书屋”。但给人的印象是这几处条件都很一般，住进藤花馆的当晚，三四十只臭虫就给了鲁迅一个下马威，鲁迅只好在桌子上对付了一宿。补树书屋的采光估计不太好，房间朝东，“极北一间被下房挡住了阳光，所以关闭不用”；院子里还有一棵大槐树，尤其一想到多年前的女吊，更觉偏僻冷静。
2012年我曾专门去找绍兴会馆，发现宅门已经朽烂，里面变成了大杂院，藤花馆、补树书屋都难于辨认了。去年再去看时，会馆已经腾退一空，门口还围起了彩钢板，无法入内。
回到会馆，如果饭后无客，鲁迅便开始回房工作。从日后的“成果”来看，最值得重视的大概是小说研究与抄录古碑，不过在当时鲁迅不但没有什么计划，相反不过是“麻醉自己灵魂”的“种种方法”而已。1917年1月22日乃是丙辰龙年除夕，鲁迅却照例“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在日本时鲁迅便开始思考国民性问题，然而国民性问题并不仅仅是个人的意识、品质问题，国民性的塑造同时代、社会有着莫大的关系。因此鲁迅所关心的，莫不如说是个人与时代、社会的关系问题。回国之后，鲁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鲁迅无论对于社会前途还是个人命运均同样感到深刻的悲观，对于起居环境和日常生活，他自然就更不在意了。《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短小瘦削，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小脸的一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周作人说鲁迅的作品中没有哪一篇比这一篇更加接近生活实际。他的常用笔名“唐俟”其实是从他自号“俟堂”颠倒而来，他还刻了一枚方章，印文曰“竢堂”，意思很直白，就是“待死之堂”。钱玄同邀请鲁迅出山时，鲁迅打了个比方，认为不应当叫醒铁屋子中熟睡的人们而使其感到就死的悲哀。在鲁迅的心中，他早已把自己归在那等死的一群。
苦寻“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1917年8月9日，钱玄同到补树书屋做客，他同鲁迅两个人从下午一直聊到夜半，谈话的结果是鲁迅答应为《新青年》写写文章。先是《狂人日记》，紧接着是《孔乙己》《药》和《明天》，“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钱玄同的造访对于鲁迅来说并不稀奇，在此之前和之后，钱玄同都曾到会馆来，两人在日本时都曾拜在章太炎的门下，关系甚笃，鲁迅曾戏称他叫“爬来爬去”。是钱玄同把鲁迅介绍给了《新青年》同人，但鲁迅的改弦更张显然不只是因为好朋友的一番规劝这么简单。
鲁迅曾谈到《呐喊》的来由。比如在《呐喊·自序》里，鲁迅从年轻时做过的梦讲起，回顾了自己从绍兴到日本再到北京的绍兴会馆的经历，指认自己是“苦于不能全忘却”那些“已逝的寂寞的时光”而开始写小说。十余年后旧事重提，鲁迅又“补叙”道：“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细细品味前后两番表述不难发现前者更加主观、更具个人抒情性，似乎鲁迅心中那些“寂寞的时光”“无端的悲哀”正急迫地待编织成“精神的丝缕”，我猜想鲁迅在落笔的时候可能颇有些动情；而后者则显得要平静得多，语气更像是某种公开的回顾与介绍，仿佛是经历了许多变故之后，鲁迅更加看重“启蒙”的意义。无论从哪种说法来看，钱玄同的到访都只是一个契机。
为了避免袁党的猜忌以及迫害，鲁迅在绍兴会馆里借读佛经、抄古碑、整理古籍来消磨时光。也就是说，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鲁迅似乎也要一并“回到古代去”，他麻醉自己的方式不由得让人想到他笔下魏连殳的悲剧，“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该如何理解鲁迅的这种“反常”呢？在鲁迅偏爱的古代作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屈原和嵇康。屈原身上最突出的大概就是他的悲剧色彩和抗争姿态，这两点在不同阶段似乎总是感染着鲁迅。在鲁迅19岁时作的旧体诗《莲蓬人》里，“芰裳荇带处仙香”中的“芰裳”显然是向《离骚》中的“制芰荷以为衣兮”借典，以香草来象征高洁品质的写作方式很明显也受到了屈原的影响；初到日本，鲁迅购买的日文书籍中除了“摩罗诗人”的作品之外还包括一本“日本印行的《离骚》”；弃医从文之后筹办刊物，最初拟用的刊名《赫戏》和《上征》都出自《离骚》，“觉得不容易使人懂，才决定用《新生》”。这些都说明鲁迅很早便非常熟悉并且非常欣赏屈原；《彷徨》印行时，鲁迅从《离骚》中摘了两句诗印在扉页上。此外，在《自题小像》《〈自选集〉自序》《悼丁君》等产生广泛影响的诗文中，鲁迅都曾多次征引《离骚》。基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立场，鲁迅早期力倡“摩罗诗人”“精神界之战士”的出现，但民初的社会现实不仅让鲁迅大失所望，而且还陷入彷徨与麻木之中。大概正是因为尽管时代不同，但相似的个人与时代之间那种紧张的对峙感和激烈碰撞之后的溃败感，使得鲁迅把屈原引为同道吧。
关于嵇康，从其日记中可知，鲁迅从1913年起就开始阅读、校勘《嵇康集》。但从鲁迅关于《嵇康集》的序、跋、考当中却看不出为什么他对嵇康情有独钟。和揣度鲁迅对屈原的偏爱一样，从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出发或许也可以理解鲁迅对嵇康的兴趣。鲁迅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就是从时代风气来讨论生活方式和写作活动的。鲁迅认为，魏晋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但曹丕和曹植之间的文学歧见却暴露出魏晋文人无法超越时代政治的束缚；孔融、何晏以及竹林七贤等饮酒、服散、反抗旧礼教，看似乖张高傲，但其实不过是为了反抗政治威权、掩饰彷徨内心的障眼法而已。这和袁世凯复辟期间鲁迅的自我麻醉是不是很相似呢？当个人与时代产生冲突的时候，嵇康不像屈原那样与之激烈碰撞，可嵇康对自己的方式也是不满意的，而且最后的结局仍然是悲剧的。也就是说，无论是激进的还是消极的，两种方案都失败了。这可能正是让身处相似困局的鲁迅深感触动之处吧。虽然最终的结局令人沮丧，但相较于孔孟，鲁迅仍然更加激赏“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斗志。何以鲁迅会采信“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何以鲁迅会推崇“深沉的韧性的战斗”，鲁迅精神能量的获取和厚植也许正是得益于他对石碑、古籍的一次次打量？
“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的”
1919年岁末，鲁迅返回绍兴将祖宅卖掉，并将家属接到北京，此行的许多风景都虚虚实实地安排进《故乡》里。鲁迅早年一直想要逃离故乡，他曾托朋友找工作，说：“在它处得一地位，虽远无害”，而当真正决定要连根拔起的时候，他的心中似乎又显得烟雨朦胧，一面莫名地感到“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一面又觉得“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从1919年2月份开始，鲁迅就四处看房，报子街、铁匠胡同、广宁伯街、鲍家街、辟才胡同、蒋街口、护国寺，基本在西城，最后相中了八道湾胡同罗姓人家的11号院。接下来开始报告、验契、下定、凑钱、领凭单、装修、过户、购置家具，前前后后折腾了将近一年，花费4300元左右。
八道湾胡同原位于新街口附近，11号院坐北朝南，许多资料都曾描述过院子的规制。院子非常宽敞，宽敞到“简直可以开运动会”，前后有三进，西北角上还有个小跨院。鲁迅的用意在于“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可以说，他完全是为了侄子们、为了大家庭着想的。一起生活在这个大宅子里的除了周家的12口人之外，还有用人、厨师、车夫等，总计在20人上下。院子里的热闹可想而知，这是先前阴暗的绍兴会馆所没有的。1922年，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一度曾在鲁迅家中暂住，他是诗人，还懂音乐，同孩子们一起弹唱、玩耍，其乐融融。为了缓解寂寞，爱罗先珂还在池塘里养蝌蚪，并托鲁迅买了小鸭子，11号院更添了许多生趣。短篇小说《鸭的喜剧》便是鲁迅日后根据这段经历完成的。
余生也晚，直到2011年我才专门去八道湾寻访著名的11号院，只是当时已经是一片残垣断壁。2015年再去看时，不但院子没有了，整条胡同都不见踪影，全都被圈进了北京市三十五中。直到2016年7月，赶上三十五中搞校园开放日，我才得以进到校园里，看到在11号院的原址上盖了一座崭新的“周氏兄弟旧居”。
搬进八道湾前后，鲁迅声名鹊起。从1920年8月起，他先后被北大、北京高师、女师大、世界语学校、集成国际语言学校等聘为讲师，他的短篇小说先后发表在《新青年》、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的《小说月报》等，鲁迅成为名重一时的作家。但他参与社会革命的热情恐怕并不像后来人们所想象的那么高涨，比如他的《狂人日记》被许多人看作是痛批“礼教吃人”的杰作，《药》里的“人血馒头”则是麻木、愚昧的象征，但是联想到之前鲁迅对屈原、嵇康的兴趣，鲁迅想要表达的也可能是那些超前于时代的“独异个人”们，他们的结局注定是要失败的，就像屈原和嵇康一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不过是遵奉着陈独秀的将令，“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的”。他甚至并不讳言《呐喊》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的“遵命文学”。
而仿佛真被鲁迅言中了，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学衡派”“鸳鸯蝴蝶派”等形形色色的文化保守势力常常伺机反扑新文化运动，更不用提像《端午节》里的“索薪”这样的事情了，鲁迅早就意识到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云集响应的英雄”。而更沉重的打击则是“兄弟失和”。1923年7月14日鲁迅“改在自室吃饭”，19日收到周作人送来“绝交信”，26日前往砖塔胡同看房，8月2日便携朱安匆匆搬到了砖塔胡同61号院暂住。
砖塔胡同位于西四，得名于胡同东口的万松老人塔，61号院则距离胡同西口更近些。从资料可知，当初鲁迅住的是院内北房三间，“总面积不过二十多平方米。房间很小，白菜、劈柴都堆在书架边、床底下”，鲁迅的房间“拥挤不堪”，“是卧室、会客室兼吃饭的地方”。鲁迅的母亲也想搬出八道湾和他同住，房子就更显局促、狭小了，而且院子里“整天吵吵嚷嚷”“整个院子乱哄哄的”，一天夜里鲁迅还被“两佣妪大声口角惊起失眠”，甚感疲惫。总之，条件并不好。
前些年不断传出这里要拆迁的消息。我曾专程去看过，院子现为84号，看起来十分矮小，已经不复当年的规制。宅门紧闭，从外面看起来房屋似乎已经都废弃了，朝西的外墙上写了一个硕大的“拆”字。
“然而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
鲁迅显然明白砖塔胡同不是久留之地，迁居砖塔胡同半个月之后，鲁迅就又开始四处看房。菠萝仓、砖塔胡同四近、贵人关、西单南一带、宣武门附近、城隍庙街、西北城、石老娘胡同、南草厂、半壁街、德胜门内、针尖胡同、阜成门内、达子庙，两个月的时间里，鲁迅把这些地方转了个遍。劳累、心绪不佳、陪母亲看病、彻夜饮酒，9月下旬鲁迅肺病复发，迁延39天，一直折腾到次年3月。1923年也是鲁迅创作生涯中少有的歉收之年，除了一些翻译、校订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作品。
10月30日，在朋友的陪同下，鲁迅终于选定了阜成门内三条胡同21号院。接下来又是烦琐的报告、签约、验契、取通知书、领凭单、交税、装修，各种费用加起来大约总计花了3450多元。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经济压力较大所以更加在意，鲁迅关于这次买房、装修的日记较之买八道湾时要详细得多。一直到1924年5月25日，鲁迅终于带着母亲和朱安搬到了新房子里。现如今这里已经辟为北京鲁迅博物馆，是北京保存最完整的一处鲁迅故居。鲁迅把正房东屋用作母亲的卧室，西屋安排做朱安的卧室，中间接出去一间作为自己的工作室兼卧室，鲁迅戏称其为“老虎尾巴”。“老虎尾巴”的北窗镶着大玻璃，视线很好。《秋夜》中“两株枣树”便是鲁迅从这扇窗子里望去所见的。而关于凭窗的风景和感受，许广平曾写道：“觉得熄灭了通红的灯光，坐在那间一面满镶玻璃的室中时，是时而听雨声的淅沥，时而窥月光的清幽，当枣树发叶结实的时候，则领略它微风振枝，熟果坠地，还有鸡声喔喔，四时不绝。”
生活安定下来，鲁迅逐渐恢复了创作的活力、耐心和兴趣，然而从他后来为自己的作品集所取的“彷徨”“华盖”这两个名字来看，此时鲁迅的心情绝非轻松、愉悦的。住进西三条后不久，鲁迅在给一位北大学生的信中写道：“我这里的客并不多，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但矛盾的是，来客若以鲁迅为是，鲁迅便觉得悲哀；如果相反，鲁迅反倒为来客更有希望而安心。他接着写道：“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换作更为诗化的语言便是：“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如果说《呐喊》是为众人“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那么这一时期的《彷徨》《野草》则似乎更多地带有分析自己、探究自己、为自己寻找精神出路的色彩。因此尽管《彷徨》《野草》两部作品集体裁不同、风格不同、方法不同，但是它们却共同保留了鲁迅祛除灵魂中的毒气与鬼气、探求思想出路的鲜明印迹，不妨视作是一对异卵的双胞胎。
从1925年9月起，鲁迅同时在黎明中学、大中公学和中国大学兼课，其中尤以在中国大学任教时间最长，一直到次年5月底；以到位于东城的大中公学的路途最远。不过现在，可能很少有人知道鲁迅曾揣着讲义出入于丰盛胡同、福禄巷和大木仓胡同。1925年，当从苏联归来的李大钊在北京积极组织群众运动时，视其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的鲁迅则介入了女师大风潮。在这期间，鲁迅同许广平的来往日益密切，西三条胡同的寓所见证了两人之间情感的微妙变化。因为坚定地支持女学生、抨击“三一八”惨案，鲁迅的人身安全一度受到威胁，不得不离开西三条胡同，1926年3月到5月间先后到锦什坊街、旧刑部街和东交民巷避难。值得一提的是，那篇脍炙人口的《记念刘和珍君》就是在旧刑部街的山本医院里完成的。20世纪50年代，刑部大街随着西单路口的扩宽改造而成为历史记忆。
残酷的斗争、青年的鲜血显然警醒了鲁迅。一年前，鲁迅常常为“黑暗”与“虚无”所困而做着“绝望的抗战”，一年之后鲁迅则果决地写道：“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并且反复念叨着“然而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鲁迅将这篇文章命名为《一觉》，并且作为最末一篇编入阴郁的《野草》。鲁迅会不会感喟自己如同睡了“一觉”，“忽而惊觉”呢，他的脑海中是不是渐渐浮现出一条冲出虚妄的生路呢？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1926年8月，小说集《彷徨》出版，鲁迅特意将屈原的几句诗印在扉页上，这恐怕也是彼时他内心最深切的感受吧。
8月26日下午，鲁迅与许广平同车离京，结束了定居北京的时光。
(光明日报 作者：冯 雷，系北方工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本文系2019年度北京市教委社科计划一般项目“北京现代文学遗迹研究”[SM201910009001]的阶段成果)
